作者▏苦笑夫子

那天下午，生产队饲养场死了一头猪。

天已黑定，饲养员顾玉芳才发现死猪。顾玉芳在黑灯瞎火的饲养场里抹了几把泪，才偷偷摸摸来到队长全林家，跟全林说了这事。全林正在油灯下就着泡豇豆吃绿豆稀饭饭，听说死了猪，胃口顿失，把筷子“叭”一声摔在桌上，就同顾玉芳拉开一段距离，出门来到鸡市巷尽头的饲养场。

“这儿”，借着后窗微弱的天光，顾玉芳指指猪圈角落的一头死猪说，“也不知什么时候断的气，一发现我就来找你了”。语气中一半是哀怜，另一半是庆幸，因为还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气。说着摸出火柴，点亮挂在墙角的煤油灯。在发酵饲料散发出的浓重的酸腐气中，满屋密集的蚊子更加疯狂地盘旋着，轮番向两人进攻，同时发出“嗡嗡”的鸣叫，正如打翻了十二个蜂巢。

全林悄声惋惜道：“造孽！不是昨天刚请过兽医吗？花黑到底是什么病？”“花黑”是那头死猪的名字。饲养场总共三头猪，另两头分别叫花白和大黑。

顾玉芳撇嘴道：“请了还不如没请。把个猪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一针打下去，倒抽起风来了。他说是‘打火印’，所以没救。我看不像，可还是……”说着伸出一根手指，拭去眼角一滴泪，跨进猪圈去，把花黑的一条前腿提起来，“你看这腋窝的颜色，白白的哪有什么‘火印’？”眼神中就显出某种期待。“打火印”是一种恶毒而凶猛的猪瘟，年来在西坝一带流行。症状是高烧，同时在双腋下生出乌红的斑块，像烙铁烙过一般。得了这种瘟疫的生猪，大多活不过二十四小时。随着大批生猪的死亡，人们对它的恐惧，竟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。

全林并不看猪。他知道顾玉芳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明知不能遂了她的意，又不忍心开口说出那瘟猪理当如何处置。却趁着顾玉芳跨出猪圈的机会，假装用右手去扶她，左手却在女人的屁股上狠狠捏了一把。顾玉芳的男人在青川大山里修保密工程，已经三年没回家了。

顾玉芳这回生了气，一巴掌打开全林的大手，朝全林瞪一眼，恨恨地说：“分了吃还是埋掉，放个屁！”旋即走到一边去。

全林嗫嚅半天才说：“埋。”

“又不是‘打火印’，为什么不能分？”吃了“打火印”的瘟猪，十大队死了两个人，七大队死了一个，是最近的特大新闻。据说那死去的人，胁下的“火印”，同病猪毫无二致，还一样地发高烧，一样地抽筋。

“兽医都说了是，你敢保证就不是？不是‘打火印’也不能分。所有瘟猪都不准吃，县上早发了文件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全林无奈地说，“扑”一声吹灭煤油灯，朝顾玉芳走过去。

“滚！”顾玉芳失望地低喝一声。

全林扫兴，便转身朝屋外走，一边扭过头去吩咐道：“别声张！”

母亲点着煤油灯，坐在楼门口纳鞋底，听见有人敲后门。母亲下楼开门，迎着杨妈。杨妈也不进屋，只把嘴巴凑到母亲的耳朵旁。

“花黑到底死了！”杨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

“死了？”

“死了。千真万确。”

“埋还是分？”

“傻瓜。分我就不找你了。埋。兽医说是‘打火印’，顾玉芳说不是。也不知谁对谁错。”

母亲喜出望外，口里却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

杨妈便说她去鸡市巷找会计算工分，从饲养场后窗下经过时，看见里面有灯光。她踮起脚跟，凑近窗口，本想悄悄看一下生病的花黑，却恰好听见里面两个人的动静。说到后面，两人都忍不住暧昧地笑。

笑毕，就郑重其事地商量起来。

杨妈和母亲是闺蜜。打伙弄吃的，是她们共同的喜好。她们蒸出的粉蒸肉，又大又肥又咸，儿女们一块也吃不完。她们做出的醪糟，香甜无比，我吃了生出满脑子的幸福感，同时也因为过敏，长出一头肉唧唧的大包。不过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这回，她们又将打伙求吃。

杨妈走后，母亲上楼灭了灯，就坐在窗口看街上。全林住在我家的左斜对面，母亲料定全林掩埋花黑，就在今夜不久之后。彼时，她将偷跟了去，看他埋在哪里。

全林回家，就着青蒿熏蚊子的满屋烟味，“稀里呼噜”喝完刚才的剩饭，用屁股在屋中间那盘大磨的磨盘上挤出一块地方，坐下，长长吁出一口气。

十年前，全林家开着面粉坊，专为国营的粮站磨面粉。如今，粮站的面粉早改用机器打磨，拉磨的老牛也早死了，全林家这盘大磨就闲置起来，上面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积满了灰尘。

全林刚坐下，又站起来，去屋角拿一把锄头，习惯地在地上一筑，提起来，好像要出门。犹豫一刹，却并不就走，只拄着锄把，重新坐下。全林太知道一头半大的花黑，在生产队一百三十多口人的心目中，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。花黑活着，是今年过年的希望。花白和大黑还很小，注定过年出不了栏。如今花黑一死，远期的希望没了，眼前的希望却突然降临。如果全林一声令下，把花黑弄干净了，按人头分下去，就在今夜，家家户户都将笑逐颜开，男女老少都将油光满面。明天，一队所有人见了他的面，都将投来感激甚至谄媚的目光。从过年到如今，人们就没沾过一星半点的油腥。让他们吃回肉，是无量的功德，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。

可是全林不敢冒这个险，那责任太重大了。不说“打火印”，任何瘟猪都可能致人死命，先例层出不穷。真弄出个什么凶险，他担待不起。然而要将花黑埋掉，又实在可惜。半大的花黑，长得圆滚滚的，毛重怕有六十来斤吧。虽是瘟猪，却是囫囵一整头。如果不生这场病，养到过年去，肥了，到国营屠宰场杀掉，国家征去半边，剩下的不到五十斤，还不如现在的花黑。他要征购，你不敢不“自愿”出售，否则就是“私杀生猪”，而“私杀生猪”是重罪，他曾害得润生获刑三年，现在想起来都胆寒。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天经地义。瓜豆尚且如此，经年累月养出一头猪来，却生生地被人抢去一半，全林于心不甘。虽是给了钱的，可钱却买不来油水。一队老少的肠胃早锈迹斑斑，油水比钱更值钱。养猪的一年到头吃不上半斤肉，不养的却每月一斤，吃得红头花色，脑满肠肥。全林每念及此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造反的心都有了。花黑之死，是上天怜悯送来的福分。今夜分了花黑，那功利比花黑没死还要强些，更少费半年工。真要埋了去肥地，才是伤天害理。再说了，那七大队和十大队，吃瘟猪的人肯定不止三个。既然只死了三个，就不是死于猪瘟，也太有可能。这么一想，全林的心又活泛开来，就将那把锄头放回墙角去。

就这样翻来覆去，全林在磨盘上折腾到半夜。最后，还是长长叹口气，换了件黑衣，提起锄头，疲沓出门而去。

全林来到饲养场，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，摸到那个角落，抓住花黑早已僵硬的的后腿，一扬臂，就把花黑披在背上。出门上锁，出巷口向东，一溜烟上了六面山。那夜有月，月却在云背后。幸而是晴云，白而薄，就有朦胧的月光，罩着幽暗的山野。全林强健，贼一般在红苕地里窜跳，循相反的方向，绕六面山跑了大半圈，来到场南头江西会馆后山的坟场。确信背后并无跟踪人，这才一耸身，轻轻放下花黑。全林把锄头往地上一搭，坐下擦把汗，休息片刻，然后挖坑埋了花黑。

全林本想把剩下的新土撒得远远的，让人看不出痕迹，思量再三，却没有实行。遂提了锄，从南路下山，到白马河对岸转一圈，做出给稻田放水的样子，这才回家。此刻正是夜阑人静之时，那一钩残月正在白云间忙碌地穿行。

母亲虽出生于旧时，却是天脚，所以跟踪全林，并不费力。母亲见全林绕着六面山的山腰转圈，知道他是想甩掉身后假想的跟踪者，让花黑入土为安，不受侵犯。母亲一边暗笑，一边停止追踪，直接爬到山顶。六面山的植被，本是遮天蔽日的，如今却只剩稀稀拉拉的几株小桐树。所以母亲在山顶以逸待劳，反把全林的行踪，尽收眼底。见全林在坟场停下，母亲差点笑出声来。

母亲不会用成语。如果母亲会用成语，她会说全林用心良苦，却多此一举——其实，从饲养场到江西会馆后面的坟场，只需喝一碗稀饭的时间，可是全林饶了一大圈，却足够煮出一锅稀饭。

江西会馆后山的坟场，有五六十座古坟。墓碑林立，密密匝匝。其间稀稀落落地穿插着几十株老桑树和老榆树。此处荒僻阴森，人迹罕至，多半不因了它的坟茔，而是因了多年以前，它是一个杀人场，先后有十三名西坝各乡押来的犯人在此枪决。说不定哪株老树嶙峋的皱皮中，就嵌着某犯的脑浆或穿透的弹头。所以在最饥荒的年月，也没人敢去剥那里的榆树皮，吃那里的黑桑椹。类似的杀人场，西坝还有两处。母亲想，不过就埋个花黑，全林你犯得着选这种地方么。

然而毛头小子全林都不怕，母亲岂会怕。所以母亲在山顶之下、坟场之上的一块台地边，居高临下看着全林把坑挖得差不多了，这才不无遗憾地下山找杨妈去。母亲遗憾的是出来时没带背篼，要不片刻之后，就可以把死猪背到杨妈家去，独占其功。母亲不敢也没有力气像全林那样，把死猪直接扛在身上走。好在去杨妈家并不远，也就吃一碗烫稀饭的路程。

母亲和杨妈顺场后的田坎路到鸡市巷口，在一块菜地边南行几十步，左拐抄近路上山，很快便进入坟场。

“第一排——左手第三块墓碑——正对出去——第一棵桑树下——”母亲在心里确定着方位。果然看见了零乱的新土和明显的土包。两人的心遂狂跳着，麻利地挽起袖子，提提裤脚，蹲下，运足全身之力，用手扒起来。

我的伟大的母亲们，人人都有一双钢铁般坚强、棉绒般柔软、美玉般温润、天工般灵巧的手。亘古以来，就是这些瘦骨嶙峋、青筋暴突、皮开肉绽、指甲缝中嵌满了污泥、因为长年累月的劳作而不能伸直、骨节突出、甲尖锋利如鹰爪一般的手，收种皇天赐与的本应足够的五谷，缝补后土赐与的本应足够的衣物，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孙。当要从豺狼虎豹的口中夺回儿女的生命或食物的时候，母亲的手和她们的脸一样狰狞。当为远行归来的游子抚平创伤的时候，她们的手则因深情似海而柔若无骨。为让儿女的前程一路平安，她们的手就如锋利的斧钺，直接地披荆斩棘。当苦难潮涌般连番袭来的时候，她们的手又如擎天之柱，为儿女们撑起一片苟活的空间。母亲的手，是造物的首创，是生命的火炬，是爱之花，恨之剑，是人类的光荣与骄傲。

我曾经无数次地观察母亲的手。那手小巧玲珑，不愧是造物的杰作；却又坚韧强劲，鹰隼也叹为观止。当它们灵巧地翻动起来的时候，那十个指头的绝妙的配合，曾让我眼花缭乱。然而凑近了看，那手掌上竟布满厚实的老茧，掌纹似黑色的沟壑，手背上累累重叠的新创伤和旧疤痕，记录着百战不殆的殊勋。裂纹和伤痕之间，嵌进大小的刺棘，随手就可以拈下好几根。还有很多细刺，不易直接拔出，母亲就拿缝衣的针尖，写意地挑出。每每挑出一根，就冒出一滴殷红的血珠。因为过度紧张的劳作，几乎每年夏天，母亲的手都要得一回腱鞘炎。正所谓“十指连心”，母亲的腱鞘炎一旦猛烈地发作，便照例坐在父亲的圈椅里，拿好手捧住病手，悲惨地呻吟，然后就泪如泉涌。那不是为自己的痛苦，而是为儿女们暂时失去的呵护。

那时的我们，果真就像一群无助的雏鸟，躲在一边，凄凉地同母亲一起垂泪。于是不出三天，母亲的手就好起来——医院为何物，那是伟大母爱的药力将其治愈的——新一轮无休止的劳作便又开始。

然而这回，两个母亲将那地方刨了一个很深的坑，直到刨出生土了，都不见花黑的影子。她们便很沮丧，恨自己太过小心，出来晚了，让人占了先机。遂胡乱盖了土坑，背起背篼，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。走出几步，目力欠佳却耳朵特聪的母亲似乎听见坟茔丛中有人“嗤”地笑了一声。母亲在心中算计，时间如此之短，那先到的贼子不可能已经下山，遂拉着杨妈走远了，再从树影下蹑足潜回来，躲进一块墓碑后去。母亲和杨妈相视一笑，虽看不清彼此，却明知是会心的笑：不远处那座最大的坟墓旁边，果然浮起一个人来，一个熟悉不过的女人。

顾玉芳接手饲养场五年，算上花黑，共死了三头猪。前两头都不如花黑肥大，分别埋在狮子山背后的坡地和杨氏祠背后的坟地，都是当夜就不翼而飞。公社离得近，不意间听到风声，还派专人把全林叫去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全林很丧气，但不是因为挨骂，而是责怪自己屡屡糊涂，为防范本队人而把瘟猪埋在边界附近，结果一头被二大队的人偷去了，一头被本大队四队的人偷去了。早晚被人偷，真不如让本队人占了便宜。全林后悔，给顾玉芳发过誓，将来埋猪，一定找个隐秘的地方。

今夜全林又要埋猪，顾玉芳便寻思：本队的隐秘荒僻之地，除了前两处，就剩下江西会馆背后的坟地了，而且此地不与外队搭界，即令花黑被盗，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其余地盘，都是西坝场周围袒露无遗的小块平川，稍有动静，便引来众目所视，并不是花黑的葬身之地。所以全林第一次离开饲养场，顾玉芳就透过自家的门缝，密切地窥视着鸡市巷。

顾玉芳家坐落在平桥头一条名叫尿巷子的小巷的旁边，背靠白马河，隔着街道可以将鸡市巷看个对穿。全林把花黑背出饲养场往东走，顾玉芳并不跟踪，只壮着胆子出西坝场南头，向右兜一圈，绕过江西会馆上六面山坟场，藏在坟地背后的树影下远远地坐等。虽有点不自信，却到底不出所料。只恨该死的全林把时间压得太晚，竟害她担惊受怕地等了大半夜。

全林虽是个优柔寡断的细心人，埋葬花黑的活，却干得很粗率。全林一走，顾玉芳三五下就刨出花黑的一只脚，捉住一拖，花黑就出了土。顾玉芳用脚把坑边的松土拢回，做恢复原样，才去管花黑。花黑虽已僵硬，却并未腐败。顾玉芳将它拖到宽阔处，套进带来的麻袋里，扎了口，提起来抬腿一托，当胸抱起，踉跄着正要往肩头上搭，却听北头小路上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响过来。虽不知如何走漏了消息，却肯定这两人是冲着花黑而来，遂慌忙放下麻袋，就近拖入一个巨大的墓窟中。这墓的墓碑早倒了，只好在墓旁树影下的草丛中将就藏下。那座坟是同治年间的，因为树碑人姓廖，住在江西会馆对门的廖文才，便一口咬定，那古墓的主人，是他先祖的先祖的先祖。

顾玉芳见那两个落魄人忙活了半天，最终两手空空，悻悻而去，把嘴一撇，忍不住得意地笑了一声。估计两人走远了，慢吞吞把自己移到墓窟边去，拖出麻袋，提起来用膝头一顶，抱在当胸，正要往肩上搭，忽觉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那麻袋就“噗”一声滑到地上。顾玉芳明知那是自己身体本就虚弱，又在野地里蹲得太久所致，心里倒也不慌，准备缓口气再来；那钩弯弯的残月，却叛徒一般从云缝中探出头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巧把光束打在她身上。

顾玉芳的男人姓黄，是母亲的本家。母亲把顾玉芳当成自己的小妹，一向怜爱有加。此刻，母亲见顾玉芳如此狼狈，知道时机已到，遂“噗”一声先把杨妈的背篼扔出去，再拉了杨妈一同站起。那顾玉芳正在运气，看见墓碑后滚出一样黑乎乎的东西，早吓得半死；继而又见墓碑后冒出高矮两条黑影，更是魂飞天外，一头乱发竟倏地呈放射状蓬松起来，头却不晕了。两条黑影便“吃吃”笑成一团。

顾玉芳说：“吓死我了！我正愁一个人……”

“愁死活该！这就是吃独食的报应！”杨妈揶揄道，心里却想：你一个人吃不完，还不兴用盐巴腌起来？见母亲已经走过去，把麻袋拖起来，拿背篼装了，背上，三人欢天喜地从南坡下山。这条路杳无人户，比走鸡市巷隐秘得多。

三人的预谋，是从南场口廖文才家旁边的小路过去，下河沿，顺白马河岸边走，到平桥桥头，从吊脚楼的后门到顾玉芳家。顾玉芳是主家，又是饲养员，有她在，就该在她家收拾花黑。可是过了马路上小路，就在廖文才家后门旁，埋头走在前边的杨妈，却与挡道而立的廖文才撞个满怀。

杨妈骂声“砍脑壳的，吓人一跳！”几人便站下。

廖文才五十来岁，生得尖嘴猴腮，正是三十年代在渣滓洞当过伙夫因而一辈子脱不了干系的那位。

“早料到今夜有人送礼，却不曾想从后门来。也不先打个招呼！”老廖调侃道。

母亲是个出名机敏、嘴快的人，知道泄了密，便说：“晓得有客人送礼来，也不先作个准备？”

“嫂子别急，老廖我早准备好了！”廖文才返身往回走两步，拉开后门，果然有贼亮的灯光，拥着一团热气流出——廖家把烫猪的开水都烧好了。

廖文才的婆娘拿围裙擦着手，笑吟吟地把一行人让进屋。就见廖家大小参差的八个儿女，正兴奋地站在屋角傻笑。廖文才的亲哥一家四口，也早从隔壁过来。还有廖文才的亲哥的准亲家，生产队的会计，也在一旁公事公办地坐着。十七八人，就把一个逼仄的屋子，挤得水泄不通。

大家七手八脚将瘟猪取出，却见花黑的肚子已经鼓胀起来，且从眼鼻等处，流出股股浊臭黑红的粘液。顾玉芳见此光景，又可怜起花黑来，就躲到一边去哭。两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开始忙活，弄了半天，总算把花黑变成两片肉和一堆下水，摊在桌上，却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。便有被惊醒的苍蝇，分成几个集团，一轮又一轮，顽强地猛扑过来。众人正在会计领导下热烈讨论分配方案，谁去管苍蝇？只廖文才的大儿黑娃凑过去，埋头闻闻，赶紧捂住鼻子，把眉毛拧成一个黑疙瘩，一边摇头一边嚷道“呸呸！好臭！”躲得远远的。

廖文才见状，也去闻闻，却大不以为然，将嘴一撇，骂黑娃道：“你晓得个狗屁！这叫腩味！老子当年在渣滓洞，有个当官的就单好这一口，别人想吃还不给呢。只是那时机不好掌握。时间短了没有腩香，时间长了又臭得不能吃。我的经验，这时的花黑，就恰到好处！也多亏它在我廖家祖先的阴宅中走了一遭，多少沾了点仙气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顾玉芳跳起来喝道：“你个老不死的敢跟踪我?”抓个扫帚扑过来就要打。

廖文才一边躲一边说：“只准你瞄全林，就不准我瞄你？我又没起歹心！”顾玉芳就红了脸更要打，闹了好一阵才完。

生产队一共二十八家，除去半农半商的六家和有政府干部的四家，一共十八家。就估摸着按人头把花黑分成大大小小十八份，连下水也分尽了，由在场人分头送出去，只猪头给廖文才家留着。全林那份最小，因为他只有两口子。由母亲送去，交给他婆娘吴菊珍。大家相信，全林饶是个不讲情面的队长，也抵挡不住腩味猪肉的诱惑，所以断不会闹将起来，告到公社去。

都在那个大喜大庆的凌晨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西坝公社一大队六生产队的十八户人家的房顶上，都冒起淡蓝色的炊烟。

母亲亲自烧一锅开水，撒把盐进去，再放进猪肉，很快煮熟了。捞起来，给父亲留出一小部分最肥最端正的，把剩下的切成片，就叫起一家老小，全吃下肚里去，再把啃过的骨头丢回锅里。母亲许诺，明天中午，将用这些骨头和肉汤熬出一锅油稀饭来，届时将多加两把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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