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道起源于神农氏等先贤著作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在《本经》中，经常是以一味药治疗一种病，不过一病有不同的症状，这些需要我们去区分。（比如疟疾和痢疾是两种病，其各自又可以细分不同的症状，有的疟疾有呕吐，有的表现为头疼，而痢疾有寒热之分、胀痛等不同的表现）。

后来的圣人则是使用药物针对症状来治疗，将几味药配合起来，制定成药方。所以说治病是先有药，后有方。药方制作完成后，还要审查药物的组合是否有问题，是否符合天地之道，如果药方与某个古方有相似的成分的地方，则可以取名为某方加减。

药方是使用同样是很谨慎的，绝对不是像庸医那样一上来就给病人使用六位地黄丸，和八味丸等温补药，强硬地让病人服用。至于辩证用药的法则，我们以一个病人为例，如果这个病人因为风、寒、痰、积食等邪气夹杂而患病。我们在治疗时，一定要思考在病人的体内风邪占了多大比例，寒邪占了多少比例，痰和积食又占了多大比例。我们需要根据这些比例来加减用药，占比大的病邪用药多一些，占比小的用药少一些。在疾病的不同阶段，各种病邪所占的比例不同，我们也应该在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合理地调整用药。如果一个药方不能兼顾所有的病邪，那么我们首先解决最严重的的问题。良医的药方中，一味药可以起到多种作用，没有一味药是乱用的，药物剂量的使用也是恰到好处。

医道的关键在于医生的自我思考和审查。如果服用自己的药物，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，医者一定要自我审查，自我批评。同时要广泛寻找能够治病的药方，这样才能解决问题，自己的医学水平也能不断进步。如果不管什么病，总是用几种温补药来治病，病人痊愈则说是自己的功劳，如果不幸去世，则说病人本来就是治不好的，自己也没有办法。庸医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害尽了天下苍生自己还不知道。

至于古圣先贤的经方，其名称、药物组成、药物配伍等都有着深刻的含义，需要医者去思考回味，庸医之辈自然不知其中妙义，以为用来了柴胡就是柴胡汤，用了大黄就是大承气汤，实在是胡说八道，随口瞎说。

庸医写的医案同样只是套用几句话，用几句阴阳的虚实，五行的生克来随意敷衍，用的药也是无效的温补药。文人们又最容易被庸医欺骗，文人接触过阴阳五行，所以一看到有阴阳五行这类的字眼，就很认可庸医的水平，对其深信不疑。庸医也自诩得到了医学捷径，自吹领会了医学前贤的思想，制定了几千首药方，以名医自称来骗人，实则对中医一窍不通。

庸医有这样的行为，不足为怪，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都会如此。但那些闲居在家，自学中医而不是靠中医谋利的学者也像庸医一样，不学无术，把中医当儿戏，就十分荒谬。当自己的家人得病时，这些学者立即前往治病来表示自己的关切之情。他们首先用言语来恐吓病人，让病人一定要使用温补的药物来治疗，而病人往往因为服用温补药而丧命。等到病人死亡，这些学者就说服用这些药物未必一定能治好病。其实想一下，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达官贵人，往往瞧不起便宜有效的药，只会服用人参，鹿茸这类的贵重温补药。唉，正是因为这样，这些富贵人生病后反而死得更快，实在是令人悲悯。

几十年前学医的人还知道辨别药性，博览经方，如今的医者都走入了魔道！其根源是从赵献可，张景岳等人开始的，这些医家全然不知上古大医们制方的精髓，一个个的师心自用，著书传学，开宗立派，没有想到其危害影响到今天。我相信天有好生之德，这种乱象一定会马上改变的。

①柴胡汤：柴胡汤类方出自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有大柴胡汤，小柴胡汤，以及以大小柴胡汤为基础进行加减化裁的其他方剂，药味和药量的不同，直接导致作用不同，攻守不同，其药方名称也不同，这里需要我们去学习思考。

②承气汤：承气汤类方同样出自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有大承气汤，小承气汤，调胃承气汤等，承字有接受承受的含义，如承上启下一词，承气表示的是气的运动方向，由上至下的推动运行。

③赵养葵、张景岳：赵养葵和张景岳皆为明代温补派的医家，两者为当时的名医，擅长使用补法，导致后世中医乱用补法。徐灵胎先生在学术思想上与其二人有争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