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越然（—），原名周之彦，字越然，浙江吴兴人。清光绪三十年（）秀才，南社社员。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，兼英文科科长，以编著《英语模范读本》闻名，也因此书的常年畅销而获得巨额版税收入。版税收入颇丰的周氏，因其喜爱小说、弹词和评话之类图书，开始大量购藏与研究，并为之建造藏书楼。这些图书均属“言”部，遂将藏书楼名为“言言斋”。

（周越然旧藏：明万历刻本《顾仲方百咏图谱》）

周氏言言斋为一幢西式之二层楼房，地处上海闸北，收藏有线装书余种，箱，内中以宋元旧版、明清精抄闻名于世，还有西文图书约册，积10大橱之巨。但所有珍藏，年“一?二八”事变爆发之后，在日军的轰炸中，几乎全部化为灰烬。

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藏书，随着国难变故大部毁损，内心沉痛，言言斋旧藏的往事种种，周越然已不堪回首。但在此之后，作为藏书家的周氏，仍然一遇书缘，便心生购藏之愿，言言斋续藏随之而来。到年“八?一三”战事初起，上海又多有藏书家不得不卖书为生，周氏于街头巷尾每每遇到这些流散藏书，都会仔细查阅，遇到实在有割舍不下的珍本罕本，想方设法也要购藏。在言言斋旧藏荡然无存之后，周氏藏书又在点滴积累中，渐成规模。

这批劫后续得的周氏藏书中，戏曲古本之规模十分可观，如《西厢记》《琵琶记》等名剧，他都藏有多种版本，特别是《西厢记》，他竟藏有15种版本，其中有半数为明代刊本或写本，足可与郑振铎的此类收藏相媲美。此外，其戏曲收藏中还有很多稀见之本,其中不乏王国维等人的旧藏。即便国家图书馆推出的“中华再造善本工程”中所据《盛明杂剧》的明代原本，也正是言言斋旧藏之一，此足见其藏书的博大精深。

由于周在日据期间表现出“亲日”倾向，更曾于年任中国代表团团长，率团赴日本东京参加所谓的“大东亚文学者年会”，遂成了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人。但又据其孙周炳辉忆述，在日本宪兵胁迫下率团赴日参会之后，周事后愧悔难当，遂闭门隐居，淡出学界，到抗战胜利之后，隐姓更名去了外埠，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。这时，“人们以为他去世了，并以讹为实，如郑逸梅就信以为真，在其著作中将祖父（周越然）的‘卒年’定在年。”

把周越然的卒年定为年、年的说法，流行一时。也正是在这种讹传之下，认为抗战后言言斋旧藏，已由周氏后人捐献各大图书馆的传言，也就应运而生。无独有偶，就笔者所见，也确有零星言言斋旧藏，钤有抗战之后、年之前的图书馆入藏日戳；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推理上的错觉，即抗战后确有言言斋旧藏被捐献出来，而捐献可能就发生在周越然逝世后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周越然并没有在抗战之后逝世，在年之后，还曾任教于上海。“上海解放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，以‘周复盦’的名字去吴淞水产专科学校（今上海海洋大学）教英语。他很安于工作，继续探索在新时代下的英语教学方法。但他昧于形势，对于当时在‘一边倒’的情势之下，许多学校正以俄语取代英语一无敏感，因此在年的夏天，被劝退后，就无法释怀。”直到年，“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：元明刻本册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”。（周炳辉《琐忆祖父周越然》，年10月18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）

另据其孙周炳桐的忆述称：直到周越然年8月去世后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周家人担心这批仅存的“一般藏书”也会被视为“四旧”，主动要求上交给派出所，而派出所则“指令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”。（周炳桐《对“言言斋书谈”的几点补正》，年7月28日《浙江日报?副刊》）

综上所述，可以大致确定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去向，即年的集中捐献为大宗，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市图书馆等处应有收藏。但仍不能排除，—年间，周还曾有过捐献之举，抑或此时旧藏本来就已有所散失与流转。直至其逝世之后，送往“废品收购站”的那批书，是言言斋旧藏的最后一次集体消失。

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市图书馆等处的言言斋旧藏，普通读者自然是难以一窥全貌的。而—年间散出的言言斋旧藏，要么深锁于后世藏书家书橱之中，要么早已灰飞烟灭不知所踪。年周逝世之后，送往“废品收购站”的最后一批言言斋旧藏，也应是化为纸浆居多，敢于在“文革”期间收藏这堆“废纸”的，恐怕少之又少罢。

经过上述一番梳理摸索，关于言言斋旧藏的真容遗貌，所知所见也还是极其有限。或因周氏藏书大都亡佚之故，亦或因普通读者对其藏书品类并不了解之故，人们大都